自2018年末，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之卓越研究计划批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院）设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重大项目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将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衔接。为此，2019年一开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当年，我们就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推出了两项研究计划：其一，“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其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

　　　　就前一个主题而言，几乎是在踏进2019年的门槛之际，我们就以古都洛阳的两家著名的国有大型企业;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为研究对象，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在2019年夏日将这项研究推广到包括贵阳、安顺、遵义、六盘水、都匀和凯里在内的贵州省的分属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十几个三线建设企业。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把这项研究推进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两个大名鼎鼎的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完成对毛泽东时代五家（群）有代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研究，并从2021年开始将研究推向邓小平时代崛起的五家（群）不同所有制的企业。

　　　　2019年周晓虹（左）在第一拖拉机厂进行口述史访谈

　　　　就后一个主题而言，我们计划陆续推开志愿军老兵、劳模、女兵、铁姑娘、赤脚医生、工作队员、宣传队员、知识青年、工农兵学员、“1977级”、个体户、农民工、企业家、学者（社会学家）、“海归”、“白领”（中产）等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我们以为，正是活跃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大时代中的千百万普通而平凡的人物群体及其个人生活史，建构了我们民族横跨70年的当代奋斗史。

　　　　为了推动第二个主题的研究，我们已经在2019到2020年间，启动了劳模、女兵、知青、新华报人等几项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而在这一主题中，对学界来说最重要又最有影响的人物群像研究，当属借201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开启的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研究。

　　　　原本在我们的研究考虑中，就有学者或知识分子群体，基于我本人的学科归属，也基于去年恰逢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段，更基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独特性质，1952年后被视为“资产阶级伪学科”而遭取缔，及1978年后它与改革开放大业的天然关联;我们十分自然地选择了社会学家作为学者或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予以研究。我们以为，选择社会学家作为口述史研究的对象，不但能够反映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历史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当代变革与崭新进步。

　　　　考虑到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际状况、访谈工作量和具体篇幅，一方面我们确定本项研究访谈40位社会学教授，以纪念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另一方面我们将这40位社会学教授划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直接支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海外兵团”的五位教授，比如参加1980年北京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授课的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参加1981年北京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讲演和南开社会学专业班授课的美国杜克大学林南教授，牵头组织1983年“两岸三地”社会科学家首次会议;“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以及八九十年代开始支持大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重建的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和香港大学杨中芳教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以已故社会学家杨庆堃为代表的“海外兵团”功不可没。

　　　　198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合影。图片由李沛良教授提供。

　　　　1979年12月，匹兹堡大学社会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左一为杨庆堃教授。

　　　　其二，直接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苏驼教授，在此后40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教授及各大院校的27位社会学教授，以及长期从事社会学著作出版并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20年之久的谢寿光社长，共计30位。

　　　　除了最早的参与者与组织者苏驼教授，以及留日归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外，这些位学者大多是在1977到1980年即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考入大学的，再或者像苏国勋、马戎那样读研究生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出国（如李培林、李友梅）或出境（如张静、周怡、张文宏）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也有一部分人在境内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训练。

　　　　1983年9月，全国社会心理学教师进修班师生合影。左九为苏驼教授，左八为费孝通教授，左五为孔令智教授。

　　　　2018年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典礼在南京大学举行，李培林教授获“费孝通学术成就奖”。

　　　　其三，在这40年中出国留学、留在海外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在此期间以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五位教授，包括谢宇、周雪光、边燕杰、赵鼎新和周敏，这五位教授与不同的院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学界有着不间断的学术联系，他们同样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5年中美社会学家会议，图片由谢宇教授提供。

　　　　2019年3月15日，中国社会学界10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与贵州民族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尝试到主体性建构研讨会”，以纪念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自那时起，我们便开始着手准备从事本项有关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口述史研究。

　　　　除了南开大学宣朝庆教授团队于2019年4月动手开始苏驼教授的口述史访谈，沙莲香教授更早完成了自己的口述实录初稿，其余38项口述史访谈或补充基本始于2019年6月22日至2019年12月26日之间。

　　　　最先进行的是周敏教授和林南教授的两项访谈，当时正逢两位执教于美国的学者借暑假回大陆参加学术交流，我们便分别于南京和西安开始了本项访谈；最晚进行的应该是12月26日成伯清对宋林飞教授的补访，以及同一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对金耀基和李沛良两位教授的访谈，尽管当时香港骚乱高峰已过，圣诞之夜我们在下榻的沙田购物中心还是目睹到“黑衣人”的侵扰，这份类似“战地记者”的工作使我们多少充满了挑战，也使我们最终没有遗失对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中的重要功绩的记叙。

　　　　2003年，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左二为李沛良教授，左五位金耀基教授。

　　　　考虑到我们要访谈的社会学家分布在不同的省市、地区和国家，为方便起见，除了包括我、成伯清、周海燕诸教授及陆远博士在内的南京大学口述史团队外，我们还邀约了北京大学卢云峰教授、彭泗清教授，浙江大学钱力成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教授，南开大学宣朝庆教授，在北京、上海、西安、天津等地完成了部分社会学家的访谈。

　　　　另外，南京大学刘柳副教授、许琪副教授、田蓉副教授、时昱副教授、曹慧中博士、胡洁博士、邱月博士、王东美博士、陈勇博士、王健博士及博士研究生赵超越、董方杰、常江潇、张航瑞、王余意、彭圣钦、原璐璐、游彧涵、胡文博、沈承，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吴越、工商管理（EMBA）专业研究生刘婧，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鲁肖麟，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郝光耀、于建琳等都参加了本项访谈的助理工作或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为本项研究的最终完成贡献了力量。

　　　　应该说明的是，因为各地的访谈进度不一，也因为我们原定访问的部分叙事人或在境外、国外访问，或时间安排不开，而我们的访问截止日期又限于12月31日，所以有些原想访问甚至已经联系的亲历者最终未能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为本项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遗憾。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汉林研究员、黄平研究员、陈光金研究员、王春光研究员，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南京大学风笑天教授，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卢汉龙研究员，上海大学仇立平教授，浙江大学冯钢教授，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刘祖云教授;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去完成这些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同样殚精竭虑的学者们的口述史访谈，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叙事。

　　　　2020年10月27日，在周晓虹府邸对稿件进行群校，校对至。

　　　　在我们进行本项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李培林教授曾与我多次相约，最后在云南大学召开庆祝“魁阁研究室”建立80周年的会议上才完成了访谈；蔡禾和谢立中两位教授为了让我少跑路，专门趁回老家探亲的机会顺道探访南京完成了访谈；李沛良教授不仅妥善地安排了我去香港的访谈，而且一直担任我与不用电子邮件和微信的金耀基教授之间的“信使”；费孝通教授的外孙张喆先生、王康教授的侄女王立女士、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冯仕政教授，都为本书提供了许多与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相关的历史照片（1948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九届年会的照片则来自社会学家孙本文教授的儿子孙世光先生生前的馈赠）；上海社会科学院卢汉龙研究员因2019年下半年旅美不能接受访谈，但回国后同样热情提供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相关照片。没有上述师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我们是无法顺利地完成这项富有意义的学术记载工作的。

　　　　1979年3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学开启了迄今为止已达40年的恢复与重建进程，并在这40年里与改革开放同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值得庆幸的是，201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我们敏锐地开启了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并获得了亲历这一伟大历程、参与这一伟大实践的海内外社会学家的积极支持。在我们完成这一富有纪念意义的工作中，从40位社会学家的个人经历的表述中，我们都深感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紧密相连的。不仅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历史机遇，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同的社会学家也用各自的学科话语建构并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的进步与变革运动。因此，记载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史，即是记载中国社会的当代变革与进步历史。

　　　　在完成这项工作、撰写本书后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不知道10年之后我是否还有精力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是否还能在2029年即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50周年的时候，完成上面提及的那些未能访问的社会学家的补访，同时再访问50位比我们年轻一轮的社会学家，用100位中国社会学家的个人成长史与学术演进史，回应1930年孙本文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建立中国社会学社及吴文藻、费孝通等创立社会学“中国学派”时的伟大设想，让社会学这一舶来的学科在我们民族的土壤中生根发芽。